優勢觀點(strength perspective)所「宗」為何？就是復元(recovery to self)，就是找到自己(Being/Self)。如系統觀點所謂「殊途同歸(equal finality)」，就是條條道路通羅馬，就是將所有助人的理論與方法，可以圓融涵攝無礙，而終歸導向復元。在人生每一條旅途中，皆可以展現生命個體與生俱有的無限潛能和無比力量，並與旅程中的週遭環境之人事物所有資源的無限可能和多元助力，無時無處不產生正向和積極的交互作用，如陽光在萬里晴空中普照山河大地的金璧煇煌，或與雲雨交會，在山巔谷間譜畫出種種燦爛絢麗的彩虹。此即是優勢觀點的視野，亦是復元之道的境界。當然復元之道，本身就是生命的旅程，並無所謂終點，就像行動研究觀點所標榜的只有永無止盡的向上超越和提昇。至於優勢觀點所揭示的「旨」，則是希望將勝過大日一般的光明智慧匕劍，廣傳天下行者，無論是助人者，或是受助者，皆能藉以挖掘生命的泉源，鑽探存在的真實，雕琢生活的面目。
社會工作歷史中，可以看到助人和自助二者相互對話和辯證，並逐漸發展成為一項「助人自助」的專業。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以臨床實務對人性的初探，打開心理病理的神秘大門，揭發人類心靈深處隱藏的衝突與掙扎，以及人類面對此一非理性力量的無助與無力。潛意識是一個無底深淵，也是一個流沙陷阱，使人愈陷愈深，甚至難以自拔，即使整理分析再多的病理學名與標籤，恐怕亦是無以窮盡，畢竟不是生命的全部，不是存在的真諦，也不是生活的全貌。因此，認知行為學派則迴避潛意識的黑洞，強調以理性化解非理性，並透過模範和增強機制，使客觀具體明確的理性行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和獲益。如此潛意識和意識，或理性和非理性二者，可以繼續在社會工作實務上辯證。
社會個案工作鼻祖Mary Richmond以社會科學的態度，提出「社會診斷」，對個體所處社會情境加以系統分析，但仍重視案主自決與案主參與，並主動運用個體及所處環境中的各種資源與支持。至於相對的案主「功能學派」，則更是強調在社會規範之下案主本身的主體性和自主性的充分展現。如此社會情境與案主功能二者，亦不斷在社會工作實務對話。
存在主義和意義療法更凸顯案主功能在社會情境中可以迸發生命當下的高峰經驗，和突破理性與非理性的辯證而擴充自我無限的心量和意義。乃至超越學派或超個人療法則從根本打破所有東西文化的隔離、科學與禪學的對峙、人與非人或理性與靈性的分際，希望化解一切處遇理論與方法的對立，邁向最能究竟和普遍涵蓋的境域。唯有如此，才是對人及其所處情境的最佳利益考量。
在此一不斷超越和圓融的發展趨勢之下，美國堪薩斯大學社工福利學院一群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在1980年代提出優勢觀點社會工作，當然不是自創新穎的觀點或突破傳統的框架，卻是社工界深刻的反省和重新再出發。此觀點的提出乃是對當時社會工作實務逐漸偏向醫療模式和病態觀點之反動，重新強調必須發覺和探索案主的長處(strengths)與資源，協助他們建立和實現目標。這乃是基於對人類潛藏智慧和能力的深層相信，即使是在看似最悲苦脆弱和飽受摧殘的人士身上。這是對於人及其所處環境的堅信，不是聚焦在問題，而是看到「生命、存在和生活」的可能性。
Charles Rapp在Dennis Saleebey (1997)所編著「社會工作實務的優勢觀點」一書的序言提到：「優勢觀點讓我們看到選擇，而過去則只看到限制；在疾病中看到安康(wellness)，在失敗之處看到成就…」(p.xvi)；如此的陳述看似弔詭，卻是優勢觀點中的專業圭臬和實務取向。優勢觀點不是無可救藥的樂觀，或是自我欺騙的駝鳥，而是在身處逆境仍得以自我增權，也是內在復原力的展現，更是對於正向未來的深刻相信。
社會工作歷史中，可以看到助人和自助二者相互對話和辯證，並逐漸發展成為一項「助人自助」的專業。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以臨床實務對人性的初探，打開心理病理的神秘大門，揭發人類心靈深處隱藏的衝突與掙扎，以及人類面對此一非理性力量的無助與無力。潛意識是一個無底深淵，也是一個流沙陷阱，使人愈陷愈深，甚至難以自拔，即使整理分析再多的病理學名與標籤，恐怕亦是無以窮盡，畢竟不是生命的全部，不是存在的真諦，也不是生活的全貌。因此，認知行為學派則迴避潛意識的黑洞，強調以理性化解非理性，並透過模範和增強機制，使客觀具體明確的理性行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和獲益。如此潛意識和意識，或理性和非理性二者，可以繼續在社會工作實務上辯證。
社會個案工作鼻祖Mary Richmond以社會科學的態度，提出「社會診斷」，對個體所處社會情境加以系統分析，但仍重視案主自決與案主參與，並主動運用個體及所處環境中的各種資源與支持。至於相對的案主「功能學派」，則更是強調在社會規範之下案主本身的主體性和自主性的充分展現。如此社會情境與案主功能二者，亦不斷在社會工作實務對話。
存在主義和意義療法更凸顯案主功能在社會情境中可以迸發生命當下的高峰經驗，和突破理性與非理性的辯證而擴充自我無限的心量和意義。乃至超越學派或超個人療法則從根本打破所有東西文化的隔離、科學與禪學的對峙、人與非人或理性與靈性的分際，希望化解一切處遇理論與方法的對立，邁向最能究竟和普遍涵蓋的境域。唯有如此，才是對人及其所處情境的最佳利益考量。
在此一不斷超越和圓融的發展趨勢之下，美國堪薩斯大學社工福利學院一群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在1980年代提出優勢觀點社會工作，當然不是自創新穎的觀點或突破傳統的框架，卻是社工界深刻的反省和重新再出發。此觀點的提出乃是對當時社會工作實務逐漸偏向醫療模式和病態觀點之反動，重新強調必須發覺和探索案主的長處(strengths)與資源，協助他們建立和實現目標。這乃是基於對人類潛藏智慧和能力的深層相信，即使是在看似最悲苦脆弱和飽受摧殘的人士身上。這是對於人及其所處環境的堅信，不是聚焦在問題，而是看到「生命、存在和生活」的可能性。
Charles Rapp在Dennis Saleebey (1997)所編著「社會工作實務的優勢觀點」一書的序言提到：「優勢觀點讓我們看到選擇，而過去則只看到限制；在疾病中看到安康(wellness)，在失敗之處看到成就…」(p.xvi)；如此的陳述看似弔詭，卻是優勢觀點中的專業圭臬和實務取向。優勢觀點不是無可救藥的樂觀，或是自我欺騙的駝鳥，而是在身處逆境仍得以自我增權，也是內在復原力的展現，更是對於正向未來的深刻相信。